日前，为浙江工商大学慈善学院同学作讲座，院方要求配合《公益金融》课程教学，分享公益金融的案例。手头倒有不少现成案例，但觉得不能杂乱无章地“分享”一通，得装一个“框”。于是，打了一个提纲，叫“公益金融的一二三四五”。这“一”，就是“一个宗旨”，明确公益慈善的根本意图、目的、任务。
公益金融，是公益借道、借力金融；金融加入、加持公益。在做好风险防范的前提下，着眼于金融的“魅力”，利用好金融的力量，为公益慈善开辟新的场域和门路，从而突破传统慈善的局限，促进共同富裕，增进解决社会问题的力量。
可见，公益金融的宗旨是明了、确定的。笔者试图用一句最简洁的话语来表述这个宗旨，以便初学公益金融的同学们易懂易记。想起了《尚书》的一句名言——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出自《尚书·大禹谟》。《大禹谟》“颇多统治经验与政治智慧的总结，对中国后来的政治与文化都有重要影响。”（何晋《尚书新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思想，用以表述公益金融的宗旨，觉得很贴切、很精准、很简要。以古老的经书定义现代公益金融的宗旨，岂不是唯心主义先验论？不是，这是说明优秀传统文化深藏智慧，笔者其实是一个“借用”。古人读经，有“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条路径。“六经注我”是用经典文献思想借以证明、表达自己的观点。笔者在此且“六经注我”一番。
1、正德——公益金融超越商业金融的基本前提
正德，本义是施政者端正德行，也使大众有道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儒家德性概念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其核心思想是“仁”，“仁”被解释为“爱人”。正德，核心内涵就是孔子所说：“修己爱人”。
金融是围绕货币的流通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活动。金融与济世自古以来有着某种天然的关系。美国威廉·戈兹曼的《千年金融史》说：“无论声名远播的还是不为人知的，抑或是臭名昭著的金融发明家，他们都牢记金融是依赖民生、服务民生、关乎民生的。”
但另一方面，金融又是逐利的。杨涛教授说：“金融，最朴素的理解，就是跟钱打交道，与穷人无关。现代金融的‘嫌贫爱富’是由金融的自身逻辑决定的——它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挑客户、设门槛、索抵押，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有时也是为了减少成本），好让自己活下去，追求商业可持续性。”（《金融创新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从中得到警示，在开展公益金融的创新时，首先要十分注意“守正”。
公益要借道、借力于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解决社会问题，是对商业金融的超越，基本前提是“正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德”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有超验性，超验的道德理想便是中国人经济伦理的基础。虽然时代不同，但正德、讲德、行德的初心不能变。实际上，在西方先哲那里，也是如此。对财富的道德态度，作为人的道德实践，有时甚至被放在比真理、事实更高的位置。善德不但被看作是比真理、事实更高的实在，甚至还是真理、事实等的来源。柏拉图说：“善不是本质，而是比本质更加尊严、更有威力的东西。”（《理想国》）
不言而喻，金融本身要不忘使命、回归初心。现在不少人提出善经济、善金融。期望金融不单纯以逐利为考量，从社会价值视角重新审视自身的定位和功能。台湾何日生教授的《善经济》一书关于“金融的善”一节指出，不是不负责任地赚钱之后，再履行社会责任弥补，而是一开始就想到如何让资本市场结合公共利益与企业营收，义利并举。浙商银行提出施行“善本金融”，从社会价值向度，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把“善”的基因嵌入金融服务的场景之中。
从事公益金融，更要强调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力，体现资本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公益金融在关注经济回报的同时，注重为社会带来福祉。坚持慈善情怀、坚持公益属性，坚持以“公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公益金融，利用金融的功能而超越商业金融；使公益金融成为一种具有公益色彩、社会目标的金融行为。
在经济“常态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出现传统的慈善捐助数额在减少，愈发体现出现代公益金融的优越性。因此，要强调“正德”，保持这新生而丰富的公益形式方向正确。
2、利用——公益借力借道金融的重要关键
“利用”，在《尚书》中的本义是，开发和使用“水火金木土谷”，发挥它们的作用。后引申为“借助外物以达到某种目的。”南怀瑾先生对此解读是——“政治道德达到最高时，‘利用’万事万物，使万民得利。”（《南怀瑾讲学录》）我们化用这个词，表述公益借力金融的关键是利用和发挥金融的功能、魅力。走进金融市场，让资本投资行为、资本增殖功能、时空转换效应、交易风险定价作用等，为公益慈善绽放异彩，从而实现公益慈善的初衷。
公益金融的“利用”，主要在于金融工具的利用。笔者曾写过一篇《公益金融要着力于金融工具的利用》，《尚书》八个字中有 “利用”一词，刚好受用。金融市场的顺利运作，最终要落实到每一笔具体的交易，而几乎所有的金融交易都必须借助某种金融市场工具来完成。做公益金融，实质上可以说，就是要利用金融的工具，助力公益慈善。“就像着手打造一件物品的工匠一样，战略慈善家会选择单件工具或组合多件工具完成任务。目标决定了工具的选择。”（保罗·布雷斯特《用财有道——智慧慈善的投资策略》）
公益慈善“利用”金融工具，产生两大效用。一是打通——走传统慈善的途径，有些事情看似无法完成，使用金融工具以后，便开通了路子；二是放大——从传统慈善发展到现代公益，现代公益又探索公益金融路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放大慈善的社会效用，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公益金融的“放大”作用已经明显展现。浙商银行近期作了这方面所做工作的总结，对笔者的观点是一个很好的验证——“慈善信托诠释了‘企业向善’新内涵，是促进先富帮后富的有效工具；公益资管诠释了‘金融向善’新内涵，是促进公益可持续的有效工具；影响力投资诠释了‘资本向善’新内涵，是促进社会创新的有效工具。”公益金融创新无止境，金融工具利用当然远远不止这三个方面，途径十分开阔。
金融本身是一个最富于创新的行业。“金融创新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持续、动态的过程。”（辛乔利《现代金融创新史》）因而，公益“利用”金融工具也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当我们把“利用”列为公益金融的宗旨，就要切记：“真正的‘利用’是做任何一件事，都有利于别人，不是只利于自己。”（南怀瑾）
3、厚生——公益金融的伟大使命
厚生，厚民之生。孔颖达疏：“厚生，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尚书正义》）儒家文化讲求民生。郭沫若在1925年写过一篇意趣深远的文章《马克思进文庙》，写到孔子学生子贡对马克思说：“我夫子也是注重利用厚生之道的人，我夫子最注重民生，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呀。”
“利用”的目的是追求厚生。当国家宣布摆脱绝对贫困之后，时代赋予“厚生”的新涵义是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共建共富，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助力共同富裕，是公益慈善组织的重要使命担当，而公益金融，是其创新而重要的途径。
共同富裕有两大目标取向：一是推动均衡性发展，二是促进共享型生态。追求均衡性主要途径是“提低扩中”，作为公益慈善的天然使命，公益金融重点选择“提低”。低收入人群更多集中在农村偏远的地区，“提低”有助于缩小三大差距；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正是低收入人群，“提低”有助于“扩中”。“提低”是在推进共同富裕当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应是公益金融易于产生效果的发力点。
目前，公益慈善组织已经涉足的公益金融，门类日渐丰富，实验不断推进。小额货款、互联网公益众筹、影响力投资、公益信托（慈善信托）、公益众筹、公益创投、社区基金、“保险+期货”助农模式……。可以说，这些初见成效的公益金融创新形式，都能够在“提低”上下功夫、见功效。通过持之以恒和探索创新，努力实现“厚生”的美好愿望。
当然，公益金融的使命，不止于促进共同富裕。公益金融在解决其它社会问题方面，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方面，都已有所作为。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更高意义上的“厚生”。我们的视野不可不放宽。
4惟和——公益金融的最终目标
“和”，和睦、和顺。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这‘三事’都要办好，这样，百姓就和睦了。”（《尚书》王世舜译注）百姓和睦，社会和谐，扩大到人与自然和顺，这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真正目标。
把“和文化”结合到公益慈善，台湾何日生教授说得相当透彻：“善，是以利他为动机，以和合为手段。中国的‘和’具备三个层次，一是‘中和’。允执厥中，从不同的极端见解与利益，找到共容之道，是为中和。二是‘保和’，每个人都能各安其位，各享其利，各正其命，是为保和。三是‘太和’，这样的和合境界能持之以恒到万代，是太和。”他誉之为“和合共善的理想”。（《善经济》）从事公益金融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胸怀这个理想，努力成为“‘惟和’部队”。
这里，“和”也有解读为“和平”。南怀瑾先生说：“最后一个原则‘惟和’，一切都用和平达到，不用斗争达到。”（《南怀瑾演讲录》）这是“六经注我”一个好思路。传统和合文化博大精深，和合文化一大重点是人际和合，和合是公益慈善的基本功。笔者曾撰写《公益金融，创新无止境》一文。公益金融创新无止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业务合作有延伸空间。开展公益需要组合、需要合作。合作，能够冲破藩篱；合作，能够优势互补；合作，能够杂交培育；合作，能够另辟蹊径。公益金融有其特殊性。金融是政策性、技术性极强的行业，实施公益金融关联方面更为广泛。因此，更要十分讲求相关方面的合作，让合作能够“排列组合”出更多的创新模式。
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八字出典的《尚书·大禹谟》后一段，有个著名的成语“念兹在兹”，现在演化成四句话励志名言，谨作为本文结语——
朝斯夕斯,念兹在兹,磨砺以须,及锋而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