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开拓与延伸当有时代的需要、理论的指引与实践的铺筑，三者缺一不可。而慈善与慈善文化又从来都是一兴俱兴、一荣俱荣，一衰俱衰、一损俱损的关系。文化提升慈善的品质，实践积蓄慈善文化的底蕴，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审视中国慈善文化史，大体有三种慈善传统影响深刻——清代之前，中华慈善传统成为华夏大地唯一慈善模式;晚清之际，资本主义慈善传统进入并影响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慈善公益之种遍地开花结果。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慈善文化在中国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还出现过停滞以至倒退现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慈善事业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竞相提高，慈善文化也因此得到重塑与新生。

1994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为慈善正名》一文，成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起步的重要节点。它向全社会宣示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认同与支持，慈善就此重返主流话语和公众视野。

2008年，汶川地震慈善救援震撼世界，成就了“中国公益元年”。同年12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会见出席中华慈善大会代表时强调“慈善事业是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崇高事业”。

2010年8月2日，《人民日报》强调“让慈善回归民间定位”。

2011年1月19日，《人民日报》呼吁“慈善基金要做成‘玻璃口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慈善事业，着力推动慈善法治化进程，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12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让慈善事业激发爱心能量》。

2016年3月，我国慈善事业第一部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颁布，《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发。

2018年4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为慈善创造更完备的政策环境》;同年5月16日，刊发文章《用法治夯实慈善事业根基》。

2020年10月，《人民日报》突出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慈善法开展执法检查情况。

2022年12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修订草案)》在内的多部法律草案。同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对其进行重点宣传报道。

党和国家的大力推动与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使国家慈善事业与慈善文化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实、越走越远。

慈善文化的起兴，首先在于慈善组织与慈善从业者的努力作为。

1994年4月，新中国首家以“慈善”命名的全国性枢纽型慈善组织——中华慈善总会宣告问世。创立之初，中华慈善总会便以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锐意探索具有时代特征的专业慈善组织发展道路，大力推动大众慈善文化传播、慈善理论研究与实践，擎起了一面全国慈善大旗。

少年强则国家强;少年善则国家善。因此，慈善文化教育也需从娃娃抓起。2012年，中华慈善总会在全国率先启动“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及资源优势联合全国各地慈善会与教育部门共同实施这一全国性慈善文化普及项目。赠阅《慈善读本》，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在寓教于善中不断提升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促进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如今，“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已是遍地花开、满园硕果、飘香心田。

一手抓慈善文化普及，一手抓慈善理论提高。“中华慈善论坛”是中华慈善总会创立的全国性慈善文化理论品牌项目。它以搭建具有行业影响力、文化传播力的国内慈善领域价值共享平台为主旨，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慈善思想，明确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方向，研讨新时代慈善组织发展模式，探索新时代慈善发展路径。论坛汇聚慈善领域专家学者、实务精英、企业领袖，发布最新学术成果、探讨最热社会话题，加强慈善文化传播，扩大慈善社会影响，营造慈善舆论氛围，促进社会大众参与。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在业界及学术界产生了显著影响。

作为推进慈善理论队伍建设、提升慈善理论研究水平的重要举措，2019年，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会宣告成立。专家委员会以“组建一支专业队伍、举办一个慈善论坛、打造一个慈善讲堂、组织一系列专题研讨、开展一系列课题研究”为基础目标，积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保障机制，合力打造中国慈善学术界、理论界、实务界高端平台，共谋中国慈善事业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之路。

面对传统慈善业态转型升级的新局面，慈善会系统较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时代理论的支持与引领。因此，亟需进一步加大慈善文化研学力度。2021年，“中华慈善总会慈善文化湖州研学基地”宣告落成。研学基地依托浙江湖州的区位优势、辐射作用与大东吴慈善文化研究院的学术实力，致力于将其打造为一个具有品牌效应与持久影响力的慈善文化研究高地。

善行之江，源远流长。作为全国共同富裕示范区与“善行浙江”示范区，浙江慈善以其优渥的文化土壤与丰厚的人文传统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近年来，浙江慈善事业快速发展，政策制度日趋完善，慈善组织日益壮大，慈善项目量质双升，不断推动由“小慈善”向“大慈善”转变、传统慈善向现代慈善转变、生存型慈善向发展型慈善转变，浙江现代大慈善格局呼之欲出。

实践中，不断健全慈善激励机制、不断创新慈善发展模式、打通慈善资源供需对接渠道，成为浙江慈善“三大措施”。与之相应，就是全民慈善素质提升、社会慈善氛围浓厚、慈善文化品牌亮丽的可喜局面。

向历史学习，向传统致敬，是浙江深挖慈善资源、增添文化厚度的有力措施。4月18日，中华文化与家慈善论坛暨纪念丁丙慈善文化传承项目启动仪式在杭州举行。十九世纪后期，浙江著名实业家丁丙站在传统和现代交汇点，坚守“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的家国天下精神，联合各界力量，举办善举联合体，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成为惠泽一方的大慈善家。

西望长安，德天善土。多年来，陕西慈善事业深耕厚植，仁爱之花璀璨绽放。慈善文化“八大工程”成为三秦大地的立身之本、成功之基与动力之源。

自2012年始，陕西省慈善协会联合省教育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中小学慈善教育工程”。截至目前，已有8000多所学校、400多万名中小学生加入其中，被誉为慈善的“种子项目”“基因工程”。

省慈善协会联合省高教工委在全省高校实施“阳光行动——慈善文化进大学”项目，通过在高校开办慈善文化大讲堂，举办慈善论坛、慈善沙龙，开展慈善书画、摄影、项目创意大赛等活动，吸引高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山区开展支农支教实践活动，深得社会各界广泛赞誉。

还有“社会慈善文化工程” “慈善文艺宣传工程”“慈善文化养老工程”等，以文化艺术与慈善相融合的方式传播善念、普及善理、倡导善行。

在慈善文化理论研究方面，陕西省慈善协会与西北大学联合组建陕西慈善研究院，建设慈善文化研究文库，举办“慈善文化大讲堂”数百期，出版研究专著40部，发表慈善研究论文近百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慈善研究院成为陕西慈善高端智库与人才培训、理论研究重要基地，有力推动了陕西慈善的创新发展。

江南福地，善美常熟;物华人杰，韵致万千。江苏常熟慈善承其悠久历史，积其深厚底蕴，一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成为一方人文沃土、精神家园。

常熟慈善常与“第一”结下不解之缘：中国第一个提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慈善理念的江南圣贤言偃;获誉“天下廉吏第一”，一生兴修水利、兴教助学、扶贫救灾的明代万历年间常熟知县杨涟;被誉为“近代慈善第一人”的祖籍常熟大实业家、教育家张謇……

时至今天，常熟首创“新时代公益慈善培训基地”并在市委党校挂牌成立，将“慈善第一课”写入《红色教育大纲》，成为年轻干部必修课。

2018年，常熟在江苏全省率先启动“五个一”慈善文化工程，积极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村庄，打造具有常熟特色的慈善文化。常熟慈善文化园、翁同龢纪念馆、卫氏义庄、梅李镇慈善文化苑、尚湖镇慈善馆、沙家浜慈善文化苑……一大批慈善文化教育基地如雨后春笋竞相建起，“善美常熟”已然成为一块江南水乡的金字招牌与一种社会风尚。常熟“五个一”文化工程获评2020年度“中华慈善品牌项目”称号，成为全国45个获奖项目中唯一一个文化品牌项目。

得益于慈善文化的广播厚积，常熟“善基”日益坚固，近5年中共有40万人次奉献爱心;常熟“善源”日益宽广，2022年慈善捐款超过1.3亿元;常熟“善行”日益众多，近5年来共惠及13.6万人次。慈善正在常熟薪火相传，自在生辉。

古色古香、古风古韵的常熟如此，一日千里、扶摇直上的鹏城深圳亦如此。2013年，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慈善会联合区教育局共同启动“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在孩子们心中种下“爱”“善”之种，实现了慈善文化与校园文化的融合，慈善活动与教学活动的融合，慈善理念与教育理念的融合，慈善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融合。截至目前，宝安区“慈善文化进校园”项目已实现了全区139所公、民办中小学的全覆盖，推动13万余名学生和教师参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宝安区“慈善文化进校园”活动仅仅是一个开始，但其健康发展意义重大、功德无量。

建立中国当代慈善文化体系，是一个立足现实、关乎未来的重大命题。在世界慈善文化之林竖起一座富于中国特色慈善丰碑，既要无愧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思想瑰宝与善行义举，又要充分体现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的实践成就，更要成为中国慈善走向未来的桥梁和指向。

中国当代慈善文化体系，是中国慈善根与魂的集中体现，是探索更广义、更具国际化慈善文化的巨大工程。在传承、借鉴与完善中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来自慈善的贡献，是中国当代慈善文化的神圣使命与现实担当。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接受本报就相关问题所作的采访中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慈善事业同样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从历史传承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慈善是从官办慈善、宗教慈善、宗族慈善、社团慈善等多种形式的传统慈善实践中演化而来。时至近代，中国慈善与西方慈善组织特别是天主教会组织相结合，萌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党用国家福利事业取代了各种社会力量兴办的慈善机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慈善事业获得重启复苏。经过2008年汶川地震全民慈善的洗礼，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慈善法的颁布实施，我国慈善事业迎来了更好更快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从文化基因角度看，我国慈善文化呈现多元一体特色，从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到汉唐之后的儒释道三教文化，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理念。特别是中国慈善深受儒家仁政思想影响，历朝官府皆设立了相应的官办慈善机构，开展善济活动。此外，我国慈善还体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特点，“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亲亲而仁民”，这些都是与西方慈善有着显著差别的所在。

从文化建设角度来看，发展慈善事业，不仅能够在物质层面推动脱贫攻坚，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能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引导向上向善的社会价值取向，促进物质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慈善无国界，但慈善事业有国情”。虽然慈善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但中国慈善与西方慈善在历史沿革、文化基因、社会功能、政治属性、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此，中国慈善绝不能简单照搬照抄西方模式。这既是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原则。只有根植于中国慈善之土，行进于中国慈善之路，才是慈善文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未来，慈善将成为人们物质与精神世界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仁者更多，善者更广，且更加受人爱戴与尊敬。慈善文化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指引人生、启迪心灵的圭臬。中国慈善文化格局的开拓与慈善理论体系的构建将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话题和全行业的重要任务。

未来，慈善文化的复兴将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步发生。而这种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拓新，也是一种朝向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