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在人生最后时刻做出决定将遗产用于资助他人，因而“柏拉图学院”被认为是人类最早的慈善基金会；那么，如何道峰所说，“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是人类最早的公益组织”（何道峰《人的应当——三千年人类思想简史》）。综合研究者们估定的墨子生卒年份，其上下限处于公元前490年至公元前385年之间，具体年份尚有争议。鲁迅历史小说《非攻》开篇第一句是：“子夏的徒弟公孙高来找墨子，已经好几回了。”可见，鲁迅认为墨子是孔子学生的同辈人。任继愈称墨子创立的学派“艰苦力行、求真理、爱和平、有组织、有纲领”（任继愈《墨子》）。墨子学派以反对不义战争的“非攻”和大爱无疆的“兼爱”作为重要使命，联系任继愈对墨子学派的这些方面的定性来看，墨子学派这个最早的公益组织的确堪称非凡。
墨子，公元前5世纪末中国具有独创精神的伟大思想家。“孔子给春秋时代以光彩的结束，墨子给战国时代以光彩的开端。”（张荫麟《中国史纲》）《淮南子》载“孔丘、墨翟，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者。”反映了墨子当时的社会形象和地位。晚年的鲁迅，与胡适一样称墨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见余世存《微观国学》）。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慈善史和慈善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人物。孟子曰“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即在说墨子主张兼爱，摩秃头顶，走破脚跟，只要对天下有利，一切都干。孟子说这话本是反对墨子学说的，但在言语之间我们读到了墨子可贵的慈善精神。南怀瑾引用友人诗评论墨子：“忘身为人谋，有危即奔走，爱人如爱己，有力即相助。”（南怀瑾《孟子旁通》）
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宫蒲光在论述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时指出，我国现代慈善事业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中，慈善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在儒、道、墨、佛等主要文化血脉中，包括了丰富的慈善思想和理念”（宫蒲光《关于走中国特色慈善之路的思考》）。宫蒲光屡屡提到重要的四家，但是历史上，儒、道、佛三家的慈善思想被持续地、综合地宣传、弘扬，“三教虽殊，劝善义一”（北周·释道安《二教论》）成为一个耀眼的慈善伦理现象；现实中，学界对儒、道、佛三家慈善思想深入研究、广泛论述，成果已经十分丰富。而墨家的伦理思想，自秦汉以后直到近代几乎成了绝唱。在当代，墨家慈善思想的挖掘、研究、宣传亦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地位。
实际上，墨子的慈善思想丰富而独特，墨子的慈善实践踏实而坚韧。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创刊号上高度评价墨子“是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
墨子慈善思想的核心是“兼爱”，这是他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然则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将奈何哉？子墨子言：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唯独儒家和墨家拥有“爱”的思想与学说，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而既然“兼爱”的要义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因而也就包括了“爱无差等”的观念，否定儒家“亲亲有术、尊贤有等”（《墨子·非儒》）的“爱人”原则。李零曾介绍著名学者何炳棣既不尊孔，也不尊法，最欣赏墨家，在他看来，“墨家最讲道德”（李零《思想地图》）。
“天兼天下而爱之”（《墨子·天志中》），墨子兼爱观的立论基于“天”，即以一种超越人世现实层面的视角，推出爱的主张。墨子的“天志”命题，是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兼爱观，根本上说，是要借助“天”的神秘权威，去实现他的“兼爱”理想。其一，天的本性就是爱人利人的。“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墨子·大取》）即在说上天爱人，比圣人爱人广泛；上天利人，比圣人利人深厚。其二，“兼相爱”是天意所在，“天”希望人间相爱。“天欲义而恶不义。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墨子·法仪》）“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墨子·法仪》）其三，“天”是人世间的最高裁判者，也是“兼爱”的监督者。“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中》）墨子希望尊崇“天志”，实现他们心目中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望。墨子的兼爱闪烁着美好理想的光辉。
墨子的兼爱观，是我国伦理学说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这种普遍的人人相爱的兼爱观所表达的慈爱，是普遍的爱，是平等的爱，是谦恭的爱，是有“利”的爱。因而，在古老慈善思想中是最接近现代公益理念的。现代公益人学习这位人类最早公益组织发起人所倡导的理念，可以从中大受裨益。
一 普遍的爱：放大胸襟
什么是“兼爱”呢?“兼”字的最原始意义是“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要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而不会失去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即全面、全部，而不是片面、个别。后期墨家发挥了墨子的“兼爱”说，提出“周爱人”的观点。爱人就是要爱世界上所有的人，把“爱人”的对象和范围扩展到所有时空中的人。“兼爱”“周爱人”就是“尽爱”，体现慈善广泛性、普遍性原则。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称之为“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
墨子认为，由于天“兼爱天下之人”，天下之士君子，就应该“以天之志为法”，对于天下之人“兼而爱之”（《墨子·天志上》）。墨子把文王作为兼爱博大的楷模，就是因为文王的“兼爱”是以普遍性为特征的。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虽子墨子之所谓兼者，于文王取法焉。（《墨子·兼爱下》）
古典文学评论家一般认为，墨子文章缺少文采，要在《墨子》书中摘录妙语佳句比较难。而遍读《墨子》全书可以看到不少富于哲理的句子，亦如钱穆所言：“学术文采，照耀百世。”（钱穆《周公》）其中两句表达普遍之爱的话，恰是熠熠闪光的千古名句，有关历代慈善名言的书籍一般多有收录。
第一句，表达慈善对象的普遍性：“远施周遍，近以修身。”（《墨子·非儒下》）爱不分远近，不受地域的限制。这其实就把“博爱”作为“兼爱”的一个原则。
第二句，表达慈善方法的多样性：“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即有力气的人，用力量帮助别人；有财富的人，把财物分送别人；有德行的人，用道义来劝导别人。就是说每一个占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有能力的人，应当有责任竭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弱者。进而“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墨子·非命下》），社会安定，天下太平。墨家提出的兼爱方法，已经超越古代慈善一般的乐善好施，拓宽了慈善的途径，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讲道：“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讲的‘博爱’是一样的。”
中国传统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慈善形成了“差序格局”。现代社会要超越血缘、族缘、地缘的界限，扩大爱的社会范围，体现人间大爱。
李小云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谈及狭义慈善与公益的区别：“慈善是针对少数人受益的有限的行为，而公益则是针对大多数人受益而并不特指某一个人受益的慈善行为。慈善和公益两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慈善的爱心是狭隘的，公益的爱心是广阔的。”（见《无长江不公益》）相对于传统慈善，对象越众越是公益，外延越广越是公益，方法越新越是公益。由此可见，早期传统慈善理念中，墨子的理念颇契合公益。它对于我们从事慈善事业的启示是：放大胸襟，使我们的慈善之视野更宽，慈善之范围更广，慈善之足迹更远，慈善之效果更大。
二 平等的爱：放平眼光
“兼爱”从范围说，是普遍的；从对象说，是平等的。兼爱观的另一个重要含义就是平等性。墨子说：“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在天的面前是平等的。平等之爱，就是眼光聚焦普罗大众，就是相互关爱，就是视人如己。
一般研究认为，孔子的仁爱是有差等的。就是从亲情出发，从身边做起，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甚至同一层面，也有先有后，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爱。而墨子的学说及其伦理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平民的利益，因而荀子鄙称墨学为“役夫之道”。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言：“说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替劳动者阶级呐喊的思想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墨子认为无论是贵族还是奴隶，他们都是人，应该得到别人的爱，主张“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墨子·尚贤》）。墨家在这里所说的“兼爱”，即人与人、家与家、整个社会和国与国之间没有差等、没有区别的彼此相爱。“老而无妻者，有所侍养，以终其寿；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下》），达到人人都能“兼相爱，交相利”的平等世界。“兼士之言……曰：吾闻为高士于天下者，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然后可以为高士于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墨子·兼爱下》）就是要顾及不同阶层，顾及社会或自然的各个方面。墨子一再强调要把别人和自己同等看待，首先“我”对他人善爱，然后他人也会回报“我”善爱。这样人与人之间趋于平等。作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思想家，追求这样的平等，绝不是过去一些论者所说的，是调和与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而是代表了平民百姓的理想和追求。眼光的放平，是基于脚跟的坚实。
墨子“兼相爱”慈善理念是针砭当时“别相恶”的社会现象而主张的。墨子把“别相恶”作为“兼相爱”的对立面。片面、个别在当时被称为“别”。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分名乎天下，恶人而贼人者，兼与？别与？即必曰：别也”（《墨子·兼爱下》）。“别相恶”，就是相互对立，不能平等相爱。“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是故退睹其友，饥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养，死丧不葬埋”（《墨子·兼爱下》），这是墨子要极力反对的。墨子极力主张：“今吾将正求与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为正。”（《墨子·兼爱下》）
墨子的兼爱平等对待天下之人，为的是天下大利，这便是“公义”。而孟子恰恰抓住这一点抨击：“……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鲁迅小说《非攻》中描述道墨子听说公孙高骂墨家“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的话之后，只是“笑了一笑”，表现出极大的蔑视，这显示了鲁迅对墨子无差等的兼爱的肯定。
举一个古代的慈善案例，作为墨子平等慈善理念影响的印证。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社会中，曹雪芹是近墨的。红学家吴恩裕说：“我们从曹雪芹的佚著《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里得知，曹雪芹对墨子是很尊敬的。他与墨子某些方面思想甚至行动是很相近的。”（吴恩裕《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丛考》）曹雪芹近墨，首先是在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上。曹雪芹晚年写的这部《废艺斋集稿》，详细记载了金石、风筝、编织、印染等八项工艺，目的是让残疾人能够掌握谋生的技艺，弥补先天、后天的不足，真是深得墨子平等慈善之要旨。
当今社会，无论是行慈善，还是做公益，对象一定是平等的。道德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是道德发展的必然基础。经济实力增强了，即使原来的“差序格局”行善一层一层外推，也可以避免“越推越薄”，从而趋向平等的爱。
“墨子的‘兼爱’既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平等博爱’之号召，又是当代社会深入人心的‘公益’、‘慈善’等人生社会价值的关键”（余世存《微观国学》）。两千年前的墨子，已有非凡的眼光。其眼光高明处在于放平。虽然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客观上实现无差等的爱是困难的，但是平等视角已经很好地体现了慈善的真谛，这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值得我们传承。
三 谦恭的爱：放低身段
墨子无疑是一位伟大的圣人，但墨子一生又都是底层平民，是一个栉风沐雨的慈善苦行者。他领导“公益组织”始终不摆谱子，不端架子。我们说向他学习要放低身段，其实他自己的身段从没拔高过。
墨子自称“贱人”（《墨子·贵义》）。《吕氏春秋》载，墨子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他始终以“贱人之所为”为荣，有着“贱人”的自性和自信。“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故虽贱人也，上比之农，下比之药，曾不若一草之本乎？”（《墨子·贵义》）。墨子及墨家成员体现了吃苦耐劳的手工匠品质。《墨子·备梯》篇记载，墨子弟子“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之“墨”字考证有三义，其三为绳墨，喻绳墨之木匠。《庄子·天下》说墨子“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反映了墨子作为平民劳动者的作风。墨子的学说，也多立足于工匠的实际生活，是接地气的。
前述孟子评论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恰恰表明了墨子的兼爱是勤勉的爱，是谦恭的爱。荀子嘲讽墨子：“上攻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也反证了墨子作为“卑贱者”的高贵。墨子书中树立的社会慈爱标准，并非普通人高不可攀。可以说，兼爱是对劳动人民道德实践的一种概括，反映了劳动者之间的同情心和互助精神。
在这个方面，墨子对现代公益人有很大的启示。
其一，墨子的理念具有超越性，在讲求人格平等方面有着现代精神，这是我们当代公益人应该汲取的地方。传统文化中对人生也有不好的指引，就是希望做“人上人”。但陶行知在《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文中说过：“不做人上人，不做人下人，不做人外人，要做人中人。人中人就是平常人。”
徐永光说过，“公益确实是社会利益至上，但不要以为做公益就比别人崇高”（徐永光《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有一种公益病叫“居高视角”，以突出自己社会地位、道德高度，有意或不经意表现自身优越来看待受助者，而将受助者置于“劣势”地位。这种行为没有从发现受助者更有优势、更有生命潜质之处看待问题，没有摒弃“道德楷模”或“救世主”的所谓优势感。其实，慈善公益人可以“占据”道德高地的是心灵，而不是做派。马克思说：“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肌体连在一起。”这是从事慈善最可宝贵的姿态！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长马伊里提出“公益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具有公益人格的年轻人”时，希望公益人“立上等志，做平常人”。其公益志向应是高远的，角色定位应是平等的，处事态度应是谦和的。唯如此，才能更好地以社会视角看待问题，促使慈善公益达到平等、公平和可持续。
王石在《中国慈善家》2023年度慈善盛典上的“慈善讲述”中说，一次到西藏高原上他资助的一所盲人学校，一位盲人学生说：“请您蹲下来，让我摸摸您。”王石说，当他蹲下去的那一刻，他瞬间顿悟，内心说：“平视了！”这就是公益人身段的形象表达。
其二，余世存在墨子研究中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他认为：“现代人需要充分的社会化，也需要充分的个体化，墨子的一生做到了……跟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中的人生不同，墨子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体。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看待墨子，他几乎是我们当代大众社会公民人格最合适不过的代表人物了。”前不久陈越光谈论“现代公益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慈善”，主要有“两点”，首要就是“公益的从事者是以‘公民’为自述的独立认知主体”（陈越光《公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可见，墨子的理念契合现代公益。
四 有“利”的爱：放开束缚
从“兼相爱”出发，墨家提出了“交相利”的慈善理念实践路径，认为“兼相爱”必须通过“交相利”来实现。“交相利”问题实质上是义与利的关系问题。义利观是伦理思想和慈善实践的一个重大问题。长期被误读的孔孟义利观，或隐或现不时成为现代慈善公益的束缚。这种束缚反映在许多情况下，认为慈善公益属性是“义”，因而往往讳言“利”。哪怕合理的、应有的、对慈善公益之“义”有促进作用的“利”也不敢或不愿提。墨子树立了独特鲜明的义利观，早就提出“爱”和“利”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显示他的兼爱是有“利”的爱。对于我们放开观念束缚很有启示作用。
从古而今，孔孟的义利观被误解颇多。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其实，“喻”是说明白的意思。这话是说，同君子说事用“义”容易说明白，同“小人”则算利益账时容易说明白（周国正《仲尼不语——孔子忘了说的话》）。孔子的“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并没有否定“利”。《论语》中还有一句重要的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孟子说“何必曰利”，是针对梁惠王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孟子恰恰是在为民争利。孟子也没有笼统地说“为富不仁”。《孟子·滕文公上》中“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是引用阳虎的话，“富”，是用来特指国君征收赋税。同一段话里，孟子恰恰是主张“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另一方面，孔孟的义利观，到董仲舒手上被极端化了，对后人影响极其深远。梁启超提到“……董仲舒更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于是一切行为，专问动机，不问结果，弄得道德标准和生活实际距离日远，真是儒家学说的莫大流弊。”（梁启超《老子、孔子、墨子及其学派》）
墨子鲜明提出，道德和实利不能相离，利不利就是善不善的标准。墨子重功效而不重超验，把“义”直接归结到“利”，进而把“爱”和“利”相提并论，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缪诗忠《回归经典》）。
《墨子》书中总是“爱”“利”两字并举。如“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下》）、“爱利万民”（《墨子·尚贤中》）、“兼而爱之从于利”（《墨子·尚贤中》）、“众利之所生何自生，从爱人利人生”（《墨子·兼爱下》）、“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墨子·法仪》）。一般而言，爱是利他，利是在己，两者本似互不相容，然而墨子却将之糅合一起。利与义具有一致性，重利也就是贵义，利天下乃是最大的义。他用“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墨子·经上》），强调爱、利统一。
总之，利，不但是义之本，也是义之途，即只有承认功利，才能实现道德。兼爱之道，不仅对他人有利，对行兼爱者亦有利，不仅“利他”，亦且“利己”。后期墨家提出了“体爱为仁”的观点，“仁，体爱也”（《墨子·经上》），“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己在所爱，爱加于己。伦列之爱己爱人也”（《墨子·大取》）。
墨子义利观对我们现代公益的启迪是，只要坚持慈善初心、追求公益实效，与之相联系的“利”是不必忌讳的。
从小的方面来说，公益组织的人员福利待遇、组织费用成本问题，都涉及“利”的问题。徐永光在《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中提到“调查数据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公益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要知道，平均工资的计算是包括农民工收入的。另一个是，近50%的公益组织没给员工缴纳社保。”其深层次原因是模糊的义利观。另外，筹款的费用、慈善资金的理财增值等，都涉及义利关系问题，需要正确处理。
从大的方面来说，则关系公益发展的一些新途径探索问题，即公益发展能否和如何借用商业手段、市场途径。当前慈善界开展公益金融，都着力“利用”金融工具。其实，不仅公益金融要讲“利用”，推而广之，公益慈善都可恰当“利用”市场的手段。徐永光的《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主旨就是公益要利用好社会企业和社会影响力投资。美国学者莱斯特·M.萨拉蒙在编著的《慈善新前沿》一书中提出：“捐赠不会消失，但市场工具将为公益事业影响的拓展提供关键性支持。”书中还有阐述慈善新工具的广泛利用的相关内容。只要我们坚守慈善公益之“义”，就应放开束缚，不避讳各种大“利”、小“利”，以实现慈善公益的最终成效。
与义利观相联系，墨子还提出“志功合一”的慈善道德评价原则。《墨子·鲁问》有载，鲁君问墨子：“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墨子回答说，同样一种行为，可以出于不同的动机。评价一个行为，要考察其动机和功效，“合其志功而观焉”。墨子还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辨。”（《墨子·大取》）即是说，义，就是利；不义，就是害。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是辨明义或不义的标准。慈善作为一种道德活动，必然需要做道德价值的评判。根据思想动机还是实际效果，各家观点不一。墨子提出了“志功合一”的评价原则，动机和功效结合起来考察。“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即墨子说，言论如果能够改变行动，就崇尚它；言论如果不能改变行动，就不要崇尚它。言论不能改变行动而又崇尚它，那就是说空话（《墨子·贵义》）。在墨子看来，爱人必须表现于实际的事功，没有利人功夫和行动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
理念的好坏，关键要看它有没有实际启发意义，墨子主张“唯其可行”！墨子自信满满地说：“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墨子·贵义》）即，我的学说足够用了！舍弃我的主张而另外考虑，这就像放弃收获而去拾别人遗留的谷穗一样。《墨子·贵义》还载，楚惠王派大臣穆贺见墨子，穆贺听了墨子游说之后，认为主张确实十分高明，但又嫌墨子身份低，是“贱人之所为”。墨子坚定地认为，好的主张，就如管用的药，“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乎”？两千年之后，我们公益人，很值得分“享”墨子这位民间高人的慈善理念!
（原载《公益》集刊第1辑）
